文章浩氣起太初
——饒宗頤先生的啟示
2018年2月9日，陰歷臘月廿四，筆者從梅州趕往潮州。為表達家鄉人民對饒宗頤先生的深切緬懷，潮州饒宗頤學術館在館內翰墨林展廳設立靈堂，于2月9日到12日接受吊唁。
筆者當日13點左右到達，首批吊唁者已經離去，頤園十分安靜。
與媒體上的101歲不同，大門左側的公告寫著，饒宗頤先生“享年積閏一百零五歲”。潮州籍弟子解釋曰：古習俗是3個閏年加3歲，虛歲加1歲。
翰墨林內外清凈整潔，吊唁者腳步也很輕。筆者提筆簽到，冊子上一頁是林倫倫教授的挽聯：“一代通儒才高八斗精六藝，千年師表學富五車鑄三求”。
肅穆的靈堂十分靜謐，沒有哀樂。饒宗頤先生的雕像兩側的挽聯是大字隸書：“哲人勛績千秋念，泰斗輝光萬古垂”。兩邊排列著精致的花籃。
這是筆者第三次造訪，前兩次的朝拜與求學已經為哀思籠罩。泰山其頹，哲人其萎，一個屬于傳統國學的時代結束了。再次踱步于“天嘯樓”左近的大小展室，密密麻麻的感想珊瑚般盛開，而最為迫切的是：饒宗頤先生的啟示何在？
家學：天涯久浪跡，嘯路憶兒時
這是“天嘯樓”門兩側的楹聯。
饒宗頤先生八十年如一日的做學問，起點恰恰在于家學。先生自幼便有“神童”之稱，但“神童”的兒時并不天真爛漫：“我小時候十分孤獨，母親在我兩歲時因病去世，父親一直生活在沉悶之中，但他對我的影響很大。我有五個基礎來自家學，一是家里訓練我寫詩、填詞，還有寫駢文、散文；二是寫字畫畫；三是目錄學；四是儒、釋、道；五是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。”
饒宗頤認為，家學是做學問的方便法門。因為有家學的便捷與“因材施教”，孩子“開竅”較為直捷。這里的“家學”，不僅是藏書豐富，父輩博學，更重要的是開啟幼童寬廣的心地，鼓勵后代斑斕的幻想，引導孩子少走彎路。
饒宗頤自幼暢游藏書之海洋“天嘯樓”中，侶詩書而伴典籍，16歲開始便繼承先父遺志，續編《潮州藝文志》，這在一般人是很難做到的。
而且，初中沒有讀完就果斷輟學，同樣得到了家庭的支持，這在今天也幾乎是天方夜譚。
或曰時下誰家還有“天嘯樓”？到哪里去找陳寅恪、錢鐘書、俞平伯們唾手可得的“家學”環境呢？
竊以為在如今學科分類之細膩、教育制度之現代的背景之下，“家學”更多的是有效的“提前教育”。60歲的退休制度，讓不少年富力強的“爺爺奶奶”成了孫子輩的朋友。有知識與精力的老人，拿出部分時間教育孫子輩，完全可以奠定孩子的學養基礎。筆者身邊有女孩去年12歲考上浙江大學者，主要是爺爺教育的成績。中國科技大少年班至今仍然人才輩出，也與家庭教育前提息息相關。近年來，中外教育家反復強調：家庭教育已經占到所有教育的80%左右。實際上恰恰是提出了“微時代家學”的問題。有學養基礎的父輩、爺爺輩掌握了教育學、心理學，完全可以充任“多快好省”的教師。而時下的數字圖書館、閱讀器等便利，也完全可以視為今天的“天嘯樓”——關鍵在于“人”的素質的教育，知書達理的教育，這是“新家學”的偉大使命。
擴而大之，今之“血緣遺傳”即“嘯路”、環境熏陶即家教，應該具有全新的內涵。傅斯年曰：“家學者，所以學人，非所以學學也。”所以，不能認為“家學”已經是“絕學”而饒宗頤先生式的學習無可師法。
華學：萬古不磨意，中流自在心
“萬古不磨意，中流自在心。天風吹海雨，欲鼓伯牙琴。”饒宗頤先生胸中千古難滅的“意”，應該就是其“三求”與古人的“三不朽”：求是、求真、求正；立功、立德、立言。
不是說聲光電化的科學不重要，也不是說博大精深的西學不重要，而是從饒宗頤的成功可以發現：其學養基礎在于立足國學的文史哲兼通。他說：“父親給我打開的天空、建立的基礎是無科不修，按照中國傳統的做學問方法，其實是文史哲相通，文中有史，史中有哲，哲中有文。”循此路徑，他才業精六學，才備九能，日臻化境。
歸納其著述，饒先生分為“敦煌學”、“甲骨學”、“詞學”、“史學”、“目錄學’、“楚辭學”、“考古學”（含“金石學”）、“書畫”等八大門類。后人亦有分為14大類者。而錢仲聯先生則從“考”與“論”切入，指出：饒宗頤的國學立足于王國維、陳寅恪等之上而站得更高：“所考釋者，自卜辭、儒經、碑版以迄敦煌寫本；所論者，自格物、奇字、古籍、史乘、方志、文論、詞學、箋注、版本，旁及篆刻、書法、繪畫、樂舞、琴藝、南詔語、蒙古語、波斯語，沉沉夥頤，新解瀾翻，兼學術文、美文之長，通中華古學與四裔新學之郵，返視觀堂、寒柳以上諸家，譬如積薪，后來居上。九州百世以觀之，得不謂非東洲鴻儒也哉！”（《固庵文錄序》）誠哉斯言。
“做學問是文化的大事，是從古人的智慧里學習東西。”故此，選堂先生的“意”無疑充溢著漢民族的國學氣息。
然而，先生本人卻對“國學”二字并不滿意：他說，各國家都有本國的文化，把中華文化稱為“國學”，放到世界上就不通了，因此，他認為稱“漢學”或“華學”更為準確。他創辦以中文為媒介的大型國際性學報《華學》并自任主編，正是為“華學”正名且流布。
所以，重視“國本”，又能會通古今中外，是“饒學”的重要特色。
由于種種原因，如今上至文科“長江學者”，下到各個大學的博導碩導，其“華學”基礎實在難以望選堂先生之項背。如今國家倡言傳統文化，實乃迫在眉睫之補課也。
自學：出墻桃自媚，穿屋筍猶鮮
此乃先生在隨筆《金字塔外：死與蜜糖》中引用的贈給友人的一聯。此文立足生死高度，中外典籍信手拈來、行文左右逢源而自如輕松，其根底自然還在于古文與外文的基礎。而“桃出墻”、“筍穿屋”的意象，也正是先生“不拘一格”的心理外化。
“只要觸角所及，饒宗頤莫不一針見血、入木三分”——看著有關專題片對饒宗頤的紹介，筆者想到了通曉數學、物理、生理、地質等學科的畫家、雕塑家、音樂家、發明家、天文學家、建筑工程師達芬奇。后人稱饒先生為“東方達芬奇”真是恰如其分。而且，這兩位通才的共同特點在于：超凡持久的自學能力。
“凡有所學，皆為性格”。正因為隨心所欲，乘興而發，即用即學，所以后人很難把饒宗頤先生歸到哪一“家”，他曾幽默地說，“我是一個無‘家’可歸的游子”。
的確，文革中大陸學者顛沛流離，饒宗頤卻在滿世界“自學”：考證甲骨文，他東渡日本；研究敦煌學，他遨游法蘭西；研究梵文，又去了印度——1978年退休至2018年馭鶴，整整四十年，他的“自學”與“治學”步步精進、相得益彰。
而且，“游子風”與“自學”、“自由”、“自在”實在是唇齒相依。有論者評得到位：“他有三顆心，第一顆叫好奇心，第二顆叫孩童心，第三顆叫自在心，一顆比一顆高”。可以說，先生的“自學”，學的絕不僅僅是經史子集，更多的還是充滿尊嚴與智慧的“活法”。羅素說過：“對愛情的渴望，對知識的追求，對人類苦難不可遏止的同情心，這三種純潔而無比強烈的激情，支配著我的一生。”可見中外哲人心氣相通。
2008汶川地震，饒宗頤書“大愛無疆”四字，籌得500萬元。2010舟曲特大泥石流，正在敦煌慶賀95華誕的先生將160萬壽禮慨然捐贈災區。2013雅安地震，先生“戚戚之情，哀哀我心”，“現捐款50萬元港幣以表微衷。”
求知欲與大愛、與惻隱之心密不可分，也正是饒宗頤先生留下的寶貴遺產。
總之，先生的家學是“五管齊下”的家學，先生的“華學”是世界文化格局中的本土學問，先生的自學是“隨心所欲不逾矩”的“無法之法”。這三點對于犖犖后學的啟迪，彌足珍貴。
“天地大觀入吾眼，文章浩氣起太初”。面對“曠世奇才”、“東洲鴻儒”、“漢學泰斗”、“國學大師”的稱謂，九旬饒老莞爾：“呵，大師？我是大豬吧。現在‘大師’高帽滿天飛，太多了。其實大師原來是稱呼和尚的，我可不敢當。”潮汕話里，“大師”與“大豬”諧音。
“如可贖兮，人百其身”。無疑，像饒先生這般學問、人品俱佳的大學者的離去，留下了無可彌補的空白。我們所能夠做的，當是尋源“太初”，報答“天地”。
